誰的公園？從里長禁令看台灣「人寵共生」的最後一哩路

Jessie Chen
1月2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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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初，台南一處社區公園的一場衝突，再次撥動了台灣都市管理最敏感的神經。里長以「環境衛生」與「安全疑慮」為由，強行驅趕想要進入公園的飼主及毛孩，儘管告示牌並無明文禁止。

這起事件不只是基層管理者的權力爭議，更真實反應出台灣在邁向寵物友善社會的過程中，仍存在著深層的結構性偏見。

面對衝突，我們需要的不是情緒化的對立，而是基於數據與事實的理性對話。

一、人口結構的無聲革命：毛孩家庭已成社會主流

許多國家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「人口黃金交叉」，台灣也是。根據內政部與農業部數據指出，毛小孩的成長速度已遠超人類新生兒，「少子化」讓毛孩在家庭中的地位，從「看門犬」轉向親暱的「家人」。

根據 Goldman Sachs（高盛）2024-2025 年報告，在亞洲指標性市場，寵物數量已正式超越 4 歲以下幼童人數。在美國，AVMA（美國獸醫學會）2024 年統計顯示，擁有狗的家庭比例已飆升至 45.5%。

當公園裡的嬰兒車逐漸被寵物推車取代，公共空間的分配邏輯也應該隨之調整。

在民主社會中，公共資源的規劃反映市民的生活現狀。限制寵物進入公園，本質上是忽視了近三成家庭的生活需求，這是一種非常過時的空間分配思維。

西澳大學（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）的社會研究指出，寵物是極佳的「社交催化劑（Social Catalyst）」。在公園等公共空間與寵物互動，能顯著提升社區的「社會資本（Social Capital）」，增加鄰里間的信任感與安全感。

當公園限制毛孩進入，不只是針對動物，更是剝奪了近一半家庭平等使用公家資源、進行社區社交的權利。在「少子化」的今天，毛小孩就是家人，公共政策必須跟上家庭形式的轉變。

二、拆解「安全」假議題：行為管理不應等同於族群禁令

「怕狗咬人」是許多公園管理者最常提出的限制理由。然而，這種恐懼往往源於對犬隻行為的誤解與刻板印象。

並非「狗」都會發生攻擊意外。

AVMA（美國獸醫學會）與AVSAB（美國獸醫師動物行為學會）均公開反對「特定族群限制令」。他們指出，動物的行為取決於「飼主管理與社會化訓練」，而非物種或品種。盲目的禁令只會提供一種「虛假的安全感」。

相信每一個國家的數據顯示都一樣，在多數社會暴力與攻擊事件中，施暴者多為「人」。若我們不曾因為怕人打架而禁止所有人進入公園，不曾因為擔心對孩童、女性曾誘拐、殺害，而限制進入鄰里社區，為何要因為對個別犬隻行為的擔憂，而對整個族群施加禁令？

德國的「飼主執照制」（Hundeführerschein）是透過考核飼主的管理能力與犬隻的社會化程度，從源頭解決安全問題，若未隨身攜帶拾便袋，將面臨最高 250 歐元的重罰。美國的責任法規針對的是「不負責任的個體」而非「所有寵物」。若發生攻擊事件，由該名飼主承擔高額法律責任。這種「管人不管狗」的精準治理，才是文明社會的展現。

三、環境衛生的科學管理：排泄物與垃圾的偽命題

環境衛生是衝突的核心，但我們必須釐清「誰才是真正的污染源」。

許多管理者將公園環境髒亂歸咎於寵物的排泄物。

根據 MDPI 《生命週期評估》與多項都市垃圾研究，城市公園中 80% 以上的污染物來自於人類丟棄的煙蒂、塑膠包裝與廢紙。動物糞便固然需要清理，但其為有機物，可透過正確處理方式自然代謝循環；反之，人類亂丟的垃圾則是長期累積的持久性污染。